11月29日，“李伯谦先生学术思想研讨及《李伯谦文集》新书发布会”在郑举行，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相关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和主办方代表围绕李伯谦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研讨，畅谈《李伯谦文集》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出版价值。在众人的描绘中，“李伯谦”不只是一位享誉全国的考古泰斗，更是深刻影响着一代代考古学者的“考古教育家”，是极具前瞻性和超前眼光的学术大家，在60多年的考古教育、研究生涯中，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一路前行。
教买菜、煲电话粥，他是学生的“引路人”
“我们毕业实习在山西临汾曲村，李老师很关心我们的食宿，亲自给我们买菜。有一次赶集，李老师叫上我一块儿去。”身为业界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仍对40多年前的“买菜事件”记忆犹新。“我当时很纳闷，就问李老师‘我去买菜干什么？’李老师说，‘你以后如果做考古队队长，从业务到生活都要管，所以要全面训练，你得学会买菜，从后勤保障到队员的基本生活都要考虑’。”何驽深有感触地表示，自己真正当上考古队队长之后，才明白李老师当时的良苦用心，“考古工作不仅需要做好发掘整理，同样需要照顾好工地现场的每一位同事、每一位同学。”
展开剩余83%郑州市文物局局长顾万发也对李伯谦先生的“电话粥”心怀感念。“我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新密新砦遗址的考古研究，李老师亲力亲为，经常到工地指导。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李先生已经是著名考古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但是我们一打电话都要讨论一两个小时。”顾万发回忆，夏、商之间有没有过渡期的存在当时尚有争议，李老师安排在新砦遗址进行研究，“新砦期”被证实也体现了李伯谦先生“独具慧眼”。
《李伯谦文集》是浓缩的中国考古史
“对我们而言，这部文集不仅是先生学术研究的汇总，更是破解中华文明密码的‘金钥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表示，李先生为考古人树立了治学标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务实精神，“为生民立命”“为民族立史”的责任担当值得永远传承。
“李伯谦先生的这套文集是先生学术成果的一个集大成，是中国三代考古的典范之作，也是考古学人、特别是青年考古人入门必读的经典。”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雷兴山表示，文集的出版也是中国三代考古的一个丰碑式的“里程碑”，“对我而言，这套文集不仅体现着李伯谦先生的学术思想，更多的也成凝聚着先生为人、为师、为学的思想，展现了他作为一代考古宗师的大德、对考古事业和后人的大爱情怀与风范品格。”
李伯谦先生1961年从北大毕业后就开始躬耕田野、教书育人，见证了中国考古学从弱到强、由强变盛的全过程。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徐坚认为，李伯谦先生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且在每个阶段均有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全面展现在文集中，使得该文集堪称一部“中国考古学史”，既囊括了“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中华文明演进两种模式”“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等影响深远的理论创见，也凝结着先生对夏商历史、文明起源、文化遗产保护等重大课题的深度思考。
河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层面推动的大型学术工程都围绕着河南展开，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刘海旺介绍，李伯谦先生对河南的考古工作给予了非常悉心和全面的指导。“李伯谦先生最卓越的贡献突出在夏商阶段，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发展提出了非常具有开拓性的科学论断。今年我们重新启动国家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在这个时期出版《李伯谦文集》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刘海旺介绍，经过多年探索，河南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如巩义双槐树遗址的发现，重要的宫殿、祭祀遗存，甚至包括天文方面发现，都离不开李伯谦先生的学术研究与论断。“此外，对我们郑州商城、早商文明的探索和研究，李伯谦先生也给予了非常悉心的指导，他认为郑州商城是夏商之际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是研究夏文化的一个起点，我们要更加高度重视郑州商城的考古工作。”
“可以说李伯谦先生引领了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孙庆伟表示，读《李伯谦文集》时，初学者可以将《感悟考古》长篇《导言》作为最先阅读的篇目，然后可以“倒着读”，次读先生关于文明探源研究、中国考古学发展史等诸稿，最后再追溯先生早年发表的三代考古、青铜器研究及晋文化考古等某个具体领域或区域相关考古问题的研究文章。“或许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得其大者’，才能更好地体悟先生在后学心中之为考古学的‘大先生’之处。”
“顶天”“立地”引领青年学者
李伯谦先生的治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几代考古人。
“李老师对于我们青年人的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要‘扎根田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曹芳芳表示，考古学一切知识体系的建立都是从田野“生长”出来的，李老师不管是执教还是退休后，包括他在80岁高龄时依然奔波在田野一线，用观察到的材料做学术研究的支撑，包括后来一些关于中华文明很多宏大格局的思考，都是从田野、从一线得出的。“第二个收获是他的‘多维互证’思想。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李伯谦老师一直给我们提倡要多学科知识融合。包括他在主导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我觉得他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曹芳芳说：“第三个收获就是在治学方法论上，李老师的研究路径都是从微观中得到宏观，来做到以小见大，以上三个方面李老师都给予了我们很好的示范。”
在治学态度上，《李伯谦文集》也给予青年学者非常重要的启示。“第一点就是要有顶天立地的治学之道。‘立地’就是刚才提到的做学问要扎根田野；‘顶天’就是要有思考宏大格局、整理凝练理论的能力。”曹芳芳深有感触地表示，自己的老师也是李老师的学生，这种治学精神的传承就像“祖孙三代”的关系一样踏实而严谨，“如同一条血脉，流淌在治学教学的具体实践之中。”
让郑州“核心”地位愈发凸显
郑州地处中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祥地。作为从郑州走出去的学术泰斗，李伯谦先生始终心系故土，将对家乡的赤子之心，化作支持郑州文物考古事业的不竭动力。
长期以来，李先生以战略家眼光为郑州文化擘画发展蓝图，以深厚学养为考古工作指点迷津，从遗址发掘到遗产保护，从历史解读到文化传承，倾注心血、躬身力行，为郑州擦亮“中华文明主根、国家历史主脉、中华民族之魂”的文化名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世纪之交，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李伯谦先生第一时间将目光聚焦家乡——在中原地区重点研究的6座高等级中心性城邑中，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郑州大师姑3处均坐落于郑州。这一时期，在李先生的指导下，郑州考古捷报频传：老奶奶庙遗址勾勒出东亚现代人起源的清晰脉络，新密李家沟遗址填补了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的历史空白，新郑唐户、望京楼遗址见证着早期国家的文明演进，东赵遗址的“三套城”遗存彰显着夏商周时期的城市规制，而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的横空出世，更被先生精准定位为“黄帝时代都邑”，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在郑州”，为郑州“黄帝故里”文化品牌提供了重要考古支撑。一系列重磅发现，不仅改写了郑州的历史叙事，更重塑了世人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认知，让郑州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愈发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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